个人在养老方面肩负着首要责任。然而，政府一方面强调个人责任，另一方面又规定不缴纳社保将面临三倍的罚款。这两周，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税务和社保的深入分析。一方面探讨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纳比例，个人需自掏腰包20%的费用，其中12%流入统筹基金；另一方面则分析了统筹基金的收支状况，预计2025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收入为48141亿，而支出则高达52408亿，存在4267亿的缺口。在此情况下，国家需要加大财政补贴，以确保工作的正常运转。

就在前几天，山东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厅长庄严表示：“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这一论调与近年提出的“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情、家庭有爱”的四重责任格局一脉相承，表面上没有错误。然而，当这句话与另一项政策对照时，却显得有些违和。11月1日起，《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将施行，而其中关于企业拖欠社保费的处罚规定为最高罚款三倍的欠缴金额。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罚款标准并非新设，而是对《社会保险法》中已存在的条款进行统一，这意味着用人单位和员工签署的“自愿放弃社保协议”并不生效。

这一现象引发了一个问题：既然个人被视为养老的第一责任者，那为何不允许个人选择不缴纳社保？ 谈球吧

回顾四十年的历史，这一问题并非首次被提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养老责任的讨论经历了多次演变。值得指出的是，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说法，如“1985年政府养老，1995年政府帮养老，2005年政府不能养老，2012年推迟退休靠自己”等虽然并不严谨，但却反映了公众对养老体系的轮流讲述。2007年，“养老不能全靠政府”一词在媒体上引起过热议；据调查，其中有八成的受访者本就未将养老寄托于政府身上。

此后，养老金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平息。空账问题和统筹基金的融资不足在各类讨论中反复出现，延迟退休问题从2012年起开始逐步被纳入公共议题，最终引发“个人是养老第一责任人”的提法。这并非仅仅是口号的变化，而是责任主体在不断转移——从国家和组织向个人转移，每一次转移都是围绕着日益紧张的财务状况展开的。

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上升，养老面临的经济压力也愈加明显。2025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预计将达到79.25岁，较2020年增加了1.32岁，退休后领养老金的年限从十几年延长至接近二十年。养老不仅需要巨额金钱支持，且这一需求还在逐年攀升。面对这一现状，政府在想方设法应对支出压力，却愈发感到力不从心。 谈球吧

然而，关键问题在于，既然个人被视为养老的“第一责任人”，那么社保的强制性又从何而来？在一些国家，这一说法通常意指个人可自主决定是否储蓄、参保。如果个人觉得自己的养老储备足够，可以选择不缴费；若希望存更多，还可以选择购买商业保险。政府的角色则是提供基本保障及兜底服务。

但中国的社保体系并非如此灵活。对于有单位的职工，缴纳社保是法定义务，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而对于灵活就业者，虽然可以选择参保，但缴费比例固定，且无权选择只向个人账户缴纳8%的选项。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为20%，其中仅8%进个人账户，其余12%则进入统筹基金。实际上，这种模式强制地要求个人为统筹基金“输血”。

如果个人真的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那么为何还需要强制个人缴纳社保以维持这个统筹池的运转？从理论上讲，第一责任人应有权决定自己的养老策略，包括是否缴纳社保或缴纳多少。但在实际操作中，强制参保被解释为政府为个人强储蓄，然而如果真是替个人存则应将所有资金注入个人账户，而非将12%分配到统筹池。 谈球吧

如此看来，社会在口头上将责任推向个人，但在执行层面又将缴费强加于个人。这一逻辑的悖论使得许多人感到困惑与不满。实际上，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山东，一系列变化都在不断提醒我们，作为养老的第一责任人，个人在实际操作中却常常无从选择。

政府的财政困难并不是一个秘密。根据我的分析，2025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收入将为48141亿，而支出则高达52408亿，形成4267亿的缺口。与此同时，机关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收入与支出也出现了同样的矛盾，导致全口径财务补贴高达28671亿，累计结余73871亿，这一财政资金如果按当前支出进度计算，仅够维持一年零五个月的支付。

为应对这一资金缺口，政府开启了开源与节流并行的策略。近期，政府部门已经在大力推进“夯实社保”的举措。在10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强调了要通过数据对接寻找尚未参保的人群，动员他们尽快参保。重点目标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一旦将这些人群从城乡居民养老转入职工养老，统筹池中的现金流将大幅增加，进一步缓解目前的财务压力。 谈球吧